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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從何而來、以什麼方式獲得健康?
 

中興大學 生物系統工程研究室 陳加忠

 
 

資料來源: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2/05/04/health-for-whom-from-where-and-by-what-storyies-about-a-medical-mission-from-taiwan-to-africa/?fbclid =IwAR0aCfpgpffDMKbTM0Q850PYq5hyHQ5P9OMK2Mfp-nstSiIy_iITmmGEGSg

https://taiwaninsightblog.files.wordpress.com/2022/05/40793489423_ae09ca45f5_o.jpg?w=840

圖片來源: Beira Central Hospital,屋頂在 Ida 颶風期間被摧毀世界銀行照片集/ Flickr,許可證: CC BY-NC-ND 2.0

這篇文章是關於台灣以數百萬美元醫療援助非洲國家及其後果的故事。它涉及了兩家醫院、一些醫生、幾個援助機構,以及一場在 21 世紀初的全球大流行病。此外這個故事還講述了台灣一家醫院在兩國斷交後,如何將雙邊醫療援助任務,轉變為民間組織。

這個故事被重述了很多次,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作為一名年輕的台灣人類學家,這個故事引起了我的興趣,導致了一段曲折的非洲之旅,以及以尋找“台灣衛生外交”蹤跡的雄心勃勃夢想。然而隨著我田野調查的軌跡,我開始質疑我那無意識地部署的那些基本含義。像“台灣”、“健康”和“外交”,這樣的抽象術語能否在一些群和一個地方,而這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互關聯的世界。這些名詞與其定義能否有效地為故事設定界限?特別地,我正在談論如何使用“台灣”作為世界衛生和發展的前沿。

為誰的健康

我想從我遇到的台灣醫療救助故事開始敘述分享的核心。 1990年年中,台灣捐出1600萬美元的醫院,並在曾是台灣僅存的幾個外交盟友的非洲國家派駐醫療隊註[1] 。 60年代以來,台灣一直在國際舞台上與中國爭奪外交承認。首先,是為了聯合國唯一的“中國”席位而戰,後來又為台灣自己成為合法國家的主權主張而戰。因此,在這個外交戰中,台灣使用了外援,從故事中非洲國家在內的低收入小型國家那裡,購買意識形態支持。

當台灣外交部副部長訪問非洲當地一家醫院時,他毫不害羞地承認在他的熱情好客其背後的條件。他說:“該項目是台灣熱心協助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里程碑,這些發展中國家對我們遊說聯合國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的競賽中表現友好。”

換言之,這樣的項目是台灣對外援助政策中,政治依附主義的明顯表現。在中美洲和太平洋島嶼的(或前)盟友中,也可以找到其他類似的政策。台灣作為贊助人,提供金錢或技術資源,以交換這些較弱的附庸國的忠誠。在這樣的政治依附主義下,改善世界健康對於台灣政府來說,更像是一種工具而非追求的目標。因此當這個非洲國家在 2000 年代末期決定與台灣斷交,並接受中國作為新崛起的經濟強國時,台北政府立即終止了醫療援助項目,並解散了醫療隊。

從醫療隊到國際非政府組織

儘管台北政府堅定“不承認、不援助”的立場。上述醫療隊的台灣醫生,仍然希望在沒有國家資源的情況下繼續他們的人道主義工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這些台灣醫生在雙邊援助結束後很快成立了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後來他們加入了其他全球行動者,實施健康援助計劃。此外許多台灣新聞媒體將這些醫生和非政府組織的動機,報導為國家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

這些報導經常讚揚醫生的自我穩定以及他們對幫助非洲國家抗擊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巨大貢獻。一個經常被提及的例子是醫療隊在台資醫院,設立的愛滋病專業診所。甚至醫生們在因斷交而被迫撤退的時候,他們還是自掏腰包給了愛滋病診所當地工作人員幾個月的薪水。此外,這些醫生承諾很快就會回來,而這以非政府組織的形式實現。這些行為證明了台灣人無私的愛和堅持不懈的承諾,即使一個國家的國家地位被否認。

但是在這個故事中的“台灣健康援助”是什麼?在上述敘述中尷尬並列的政治算計和慈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台灣政府與民間社會行為者對醫療援助的不同看法。據我採訪的醫療團隊成員其介紹內容,援助非洲國家愛滋病毒藥物,一開始被台灣外交部拒絕。外交部認為,解決全國流行率超過 10% 的疾病將是一個財務黑洞。直到全球衛生愛滋病政策轉向讓非洲普遍獲得治療,台灣外交部才最終同意醫生提出的建立愛滋病診所建議,以應對國際醫療資源的氾濫。

儘管如此,由於非洲在台灣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下降,從台灣政府支給醫療隊的預算仍然有限。從 90 年代開始,台灣援助的吸引力,變得無法與中國對非洲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相提並論,導致為數不多的剩餘盟友也改變了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官方對於非洲的支持減少了。因此醫生們決定在官方醫療團隊解散後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組織,同時試圖在其他全球衛生機構尋找資源。如今,他們的非政府組織主要接受美國愛滋病毒捐助者的大量資助,例如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換句話說,非政府組織不是成為台灣外援機構的一部分。其新技能是採用“大流行準備”和“全民健康覆蓋”等全球衛生流行術語,來撰寫撥款申請書。

健康來自哪裡,靠什麼?

這樣的台灣醫療援助故事能否被視為“全球化”的過程?另外,也是不完全。該非政府組織的一位台灣顧問曾經告訴我,台灣在全球衛生世界中完全是一個局外人。因為全球衛生世界主要由歐洲人、美國人和他們的“第三世界”同行組成。這種邊緣性導致了台灣醫生對發展中國家健康處理的獨特立場。雖然大多數全球衛生計劃將非洲的疾病視為“公共衛生”問題,但台灣醫生試圖在台灣複製他們的從業經驗和標準,重點就是為每個人提供最好的護理。因此,雖然 HIV 危機中的主要目標是簡化治療和檢測程序,以分配稀少的醫療資源。但台灣醫療團隊在其 HIV 診所實施了先進的電子病歷系統,以更好地跟踪患者。

這種差異反映了台灣醫生習慣了台灣資金充足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該制度保證了不間斷的醫療服務,以及在資訊技術專家充足之下的高度數字化的台灣醫院環境。除此之外,幾乎所有台灣大型醫院都在其臨床環境中,為其健康資訊系統進行內部開發。因此,當台灣醫療隊的醫生試圖向非洲國家提供國際醫療援助時,他們強調採用電子病歷也就不足為奇了。

假設既不是尋求主權承認,也不是西方主導的全球衛生議程定義,醫生在非洲執業的“台灣性”是如何定義。是否應該簡單地說,醫生代表台灣人的種族和地理特徵?一個快速的答案是否定的。

儘管醫療隊的所有醫生都來自同一家台灣醫院,但他們持續提供醫療救助的動機,儘管他們的情況不斷變化,實際上具有跨國痕跡。作為位於台灣南部的基督教醫院,它誕生於歐洲傳教士的醫療實踐和宣教聯盟的資助。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醫院的領頭醫生大多是基督徒,他們以海外傳教工作為自己責任。因此,當台灣援外機構招募醫生帶領醫療隊伍前往非洲時,這些基督徒醫生義無反顧地志願服務,希望走著他們醫院創辦人所選擇的宣教醫學道路。此外屬於同一歐洲傳教網路的醫生,還允許醫療團隊在斷交後將他們的醫療援助工作轉變為國際非政府組織。換言之,歐洲的聯繫對於與台灣在非洲國家的醫療援助軌跡共同發揮了作用。

這個故事讓我們質疑“台灣健康援助”含義的多樣性。它同時是健康,又超越了健康、它是本地性和又超越本地性、全球化和不那麼全球化。作為一個人類學家,陌生化是我打開認知的第一步。這一步前提是真正能夠已對話者的角度作為載體看世界。不幸的是,這種陌生化也代表著我們人類學家注定要編織和編造在道德上模棱兩可的故事。然而也正是在那些時候,我們應該暫時將分類術語放入括號中。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可以突出事物、空間和地點之間意想不到的聯繫。並為我們曾經使用過的術語賦予新的可能性。

讀者應注意,由於我作為人類學家的道德義務,我無法說出此故事發生的非洲國家。這個決定是為了防止對我的談話者造成潛在的傷害。我也相信匿名化更符合本文的目的。這不是關於實際發生的事情,而是更多關於故事如何變成故事。將同一組事物編織在一起的不同方式加以並置,以便我們關於我們的成見如何運作,並因此或多或少能夠獲得超越它的一些反思性見解。

Chia-Shuo Tang.擁有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和人類學家的雙重身份。他是開放文化基金會的項目協調員和博士學位。阿姆斯特丹大學 (AISSR) 阿姆斯特丹社會科學研究所健康、護理和身體項目組的候選人。Chia-Shuo Tang.的興趣在於量化、資訊技術和全球治理的交叉點,尤其是在南北動態背景下跨國援助或發展項目中。